摄影试图改变现实（转帖）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徐佳和
编者按：一个小小的相机，却可以装下整个世界，当你用镜头窥视这个世界，并决定用心去探索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你看到的，而是更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用你小小的镜头去改变这个世界，创造出更多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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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小汤山镇（40°08′55″N 116°20′29″E） 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每天都在生产巨量的这种由塑料袋包裹的粪便，后期处理及其困难，除极少量的被农民用来堆肥外其他绝大部分则直接进入垃圾填埋场。 |
我们如何才能够面对辽阔大地上无尽的垃圾？
2008年10月开始拍摄的“垃圾围城”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每张照片上面，摄影师王久良都用经纬度精确地标明了这些垃圾场在地球上的定位，它们围绕着北京城而建，它们是这个城市呼吸代谢产生的废物。
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王久良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节上获得了金奖，也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他得到却又拒绝了进入公共媒体单位的机会，保持着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同时也保持着镜头的独立性和批判的力度。“由于连州摄影展，也由于后续的媒体参与，相关部门看到了我的作品，他们脸上挂不住的时候问题就得以解决，来自中央的压力和民间的压力让主管部门一些垃圾处理的政策密集出台，很多垃圾场或者封掉，或者撤走，甚至在原地还办了世界园林博览会，但是垃圾问题的本质没有彻底解决。”在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现代景观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垃圾的累积，奇观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衡量一个摄影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它究竟对现实改变了多少。这才是真正摄影力量的体现。”王久良说。
早报：第一次拍摄《垃圾围城》，你直面垃圾场时，有什么感受？
王久良：尽管此前遇到过许多垃圾场，但那时候大多是掩鼻而过。当我确定要考察整个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状况时，进入垃圾场内部，成了很自然的事，也就是心存了主观愿望。尽管如此，第一次进入垃圾场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那种混合着甲烷、硫化氢、氮氧化合物的刺鼻的气味令我头晕目眩，脚下分明的那种黏滑酸软的感觉让你的身体有一种莫名的危险感。当你身处垃圾场之中再向外看周围的一切，那所谓的秀美的风景，那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高楼大厦，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早报：在最初的那几组照片中，并没有专注于人物的出现，但是你的图片说明中说有一个老人曾经居住在垃圾场边上的小屋里。
王久良：那是在通州区永顺镇一座巨大的垃圾山上，因为那里都是筛分过的陈腐垃圾，所以平时并没有多少拾荒者的身影，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腐败和荒凉。也许正因为这里的荒凉，当我第一次看见那所“精致”的小院子时倍觉浓郁的烟火气息。院子是从垃圾山上开辟出来的，依垃圾山而建。从垃圾场上捡回来的大大小小的砖头砌成的院墙将肮脏的垃圾隔在院外，而院内，则“一尘不染”。我见过很多拾荒者在垃圾场上建造的房子，那简单的构造说明那里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居所，但这里不同，这里倾注了主人太多的心血，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着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家。但这也同时令人无比好奇——这是怎样的人家？但这次我并没有遇见主人。
第二次去依然未见。但是从院墙上新鲜的烟熏的痕迹以及墙头上多出来的食物让我判定这里的人依然在。
第三次去，见着人了，五六十岁的一位老人，身体还算健康，行动麻利。我问老人家和谁住在这里，他回答：“你看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我又问老家何方，答曰：“西山”，再具体的就不愿多说了。我没多问，更没有拍摄，我知道这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
第四次，多备了几盒烟，直奔那个院子，但是没见着人，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我于是站到高处先拍这院落的全景，但我透过取景器分明感觉到有一个人躺在离院落不远处，并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慌忙定睛看时，那老人的确是躺在那里了，我也瞬间意识到老人肯定死去了，要知道，那天是2008年12月15日，大冬天。我慌忙下去但又不敢靠近，颤声喊了几次，没有任何回应，那我也就越发不敢靠近。我只记得那时感觉整个世界都明晃晃地刺眼，整个世界宁静地让我只听见嗡嗡的耳鸣。最后我还是壮着胆子，在尽量不破坏现场的前提下走到近前，最终确认老人的确离世了。没有外伤，周边也没有打斗或者挣扎的痕迹，老人嘴角的白沫痕迹让我立即联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所吃的那些从垃圾中捡回来的变质的食物，怕不是食物中毒？抑或是心脏病突发？这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个悲惨事实是：一位老人就这样独自死在这座垃圾山上。我报了警，警察例行公事，最后老人的遗体直接送去了距离现场不到一公里的火化场。一个人最终就这样在一群陌生人眼前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早报：拍摄这些垃圾场，有没有遭到过危险的阻挠？
王久良：几乎所有的垃圾场都有人员控制，进入拍摄几乎不太可能！虽然我在前期的资料收集过程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有所了解，但无法进入拍摄这着实令我苦恼。无奈之下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要么从外围观察，要么瞅准时机进入，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
“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我有很多次被垃圾场的主人逮个正着，其中不乏惊险之处，不过无非是驱逐、威胁、提刀、放狗之类。我无意与任何人发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耐心地解释，大不了屈服示软，废掉在这里所拍摄的所有图片了事。不过这也让我明白，关于垃圾，不单单是一个污染的问题，很多时候，更是一项牟取利益的产业。
早报：为什么选择宽幅画面来表现垃圾场？你觉得你的作品是艺术创作吗？垃圾在你的照片中并不显得那么令人作呕，甚至在晨曦中带着点宁静。
王久良：我曾经说过“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现实的思考要比艺术问题紧迫得多，能不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对于艺术的讨论，而多一些对现实的关注。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此放弃艺术，毕竟我们已然使用了艺术这个话语载体，也就是使用了艺术这项工具。但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讨论，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永远要比使用了什么工具重要得多。
每到达一个垃圾场，我第一要做的并非就是架起机器拍摄，而是冷静地观察这个垃圾场同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也恰恰是我这组作品的整体的表现重点。我无意去展现这个垃圾场内部的局部细节以及其中的戏剧化冲突，在尽可能展现这个垃圾场全貌的同时，我更关心的是连同这个垃圾场一并存在的其他事物。所以当我站在垃圾场里时，我更多的是在向外观看，或者离开垃圾场站在更高远之处，冷静地审视目力所及范围内与这垃圾场并置的所有事物，土地、空气、水流、动物、庄稼、村庄、高楼等等等等，我在试图寻找这些事物因为垃圾场的存在而具有的另外的意义。
我不喜欢广角镜头，在我看来广角是对现实世界的曲解。我直接采取了几张照片直观化的机械的拼接呈现全景，拒绝数字技术的参与。照片上故意留有瑕疵，是我对真实性的尊重，以最有效最简便的方式传播。我不想观众去关注细节，而强调对大环境的审视。
早报：你后来的《城边》系列中照片已经有人物进入画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王久良：垃圾是一项城市边缘产业，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链。北京周边有追逐垃圾而来的14万拾荒者，经过这一二十年的衍变，形成了一些地域产业，在北京搞垃圾的人是四川、安徽、河南人，80%以上是四川人。
北京城边有条永定河的河床，其中有丰富的砂石资源。整个北京快速扩张，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砂石建材，就依着这条河床挖了方圆2平方公里，深二三十米的大坑，填以拆迁带来的建筑垃圾为主的城市废料，还有部分生活垃圾、工厂废料，以及粪便。那儿几乎埋葬着大半个京城，北京的西半区都填进去了。在那里生活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在垃圾堆里出生的，他们的天地就是一个垃圾场。整个控制垃圾场的有三个大老板，他们以每年上千万元的价钱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此地，分为若干小份转租给二老板，以此类推，直到第五轮老板，以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分租给下面的拾荒工，层层盘剥之后拾荒工再分拣，与老板三七分成，老板拿七。
拾荒工是一群真正的物质主义者，他们用磁铁在垃圾堆上探测，吸住的每一个钉子每一粒铁屑都会拾回来。
我在照片中不想过分满足观看群体的窥探欲望，靠观看和观赏别人的苦痛满足自己，感官的刺激只是一瞬间，图片的呈现是一种思考的桥梁和线索，我想发现那些被拍摄人群中他们有、而我没有的东西，让观众能走进画面去，也能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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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王佐镇（39°47′00″N 116°08′06″）原来这里是一片低洼的农田，现在已经被巨量的垃圾填平，徒留一棵柳树的树冠漏在外面。 |
我们如何才能够面对辽阔大地上无尽的垃圾？
2008年10月开始拍摄的“垃圾围城”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每张照片上面，摄影师王久良都用经纬度精确地标明了这些垃圾场在地球上的定位，它们围绕着北京城而建，它们是这个城市呼吸代谢产生的废物。
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王久良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节上获得了金奖，也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他得到却又拒绝了进入公共媒体单位的机会，保持着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同时也保持着镜头的独立性和批判的力度。“由于连州摄影展，也由于后续的媒体参与，相关部门看到了我的作品，他们脸上挂不住的时候问题就得以解决，来自中央的压力和民间的压力让主管部门一些垃圾处理的政策密集出台，很多垃圾场或者封掉，或者撤走，甚至在原地还办了世界园林博览会，但是垃圾问题的本质没有彻底解决。”在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现代景观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垃圾的累积，奇观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衡量一个摄影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它究竟对现实改变了多少。这才是真正摄影力量的体现。”王久良说。
早报：第一次拍摄《垃圾围城》，你直面垃圾场时，有什么感受？
王久良：尽管此前遇到过许多垃圾场，但那时候大多是掩鼻而过。当我确定要考察整个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状况时，进入垃圾场内部，成了很自然的事，也就是心存了主观愿望。尽管如此，第一次进入垃圾场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那种混合着甲烷、硫化氢、氮氧化合物的刺鼻的气味令我头晕目眩，脚下分明的那种黏滑酸软的感觉让你的身体有一种莫名的危险感。当你身处垃圾场之中再向外看周围的一切，那所谓的秀美的风景，那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高楼大厦，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早报：在最初的那几组照片中，并没有专注于人物的出现，但是你的图片说明中说有一个老人曾经居住在垃圾场边上的小屋里。
王久良：那是在通州区永顺镇一座巨大的垃圾山上，因为那里都是筛分过的陈腐垃圾，所以平时并没有多少拾荒者的身影，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腐败和荒凉。也许正因为这里的荒凉，当我第一次看见那所“精致”的小院子时倍觉浓郁的烟火气息。院子是从垃圾山上开辟出来的，依垃圾山而建。从垃圾场上捡回来的大大小小的砖头砌成的院墙将肮脏的垃圾隔在院外，而院内，则“一尘不染”。我见过很多拾荒者在垃圾场上建造的房子，那简单的构造说明那里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居所，但这里不同，这里倾注了主人太多的心血，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着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家。但这也同时令人无比好奇——这是怎样的人家？但这次我并没有遇见主人。
第二次去依然未见。但是从院墙上新鲜的烟熏的痕迹以及墙头上多出来的食物让我判定这里的人依然在。
第三次去，见着人了，五六十岁的一位老人，身体还算健康，行动麻利。我问老人家和谁住在这里，他回答：“你看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我又问老家何方，答曰：“西山”，再具体的就不愿多说了。我没多问，更没有拍摄，我知道这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
第四次，多备了几盒烟，直奔那个院子，但是没见着人，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我于是站到高处先拍这院落的全景，但我透过取景器分明感觉到有一个人躺在离院落不远处，并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慌忙定睛看时，那老人的确是躺在那里了，我也瞬间意识到老人肯定死去了，要知道，那天是2008年12月15日，大冬天。我慌忙下去但又不敢靠近，颤声喊了几次，没有任何回应，那我也就越发不敢靠近。我只记得那时感觉整个世界都明晃晃地刺眼，整个世界宁静地让我只听见嗡嗡的耳鸣。最后我还是壮着胆子，在尽量不破坏现场的前提下走到近前，最终确认老人的确离世了。没有外伤，周边也没有打斗或者挣扎的痕迹，老人嘴角的白沫痕迹让我立即联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所吃的那些从垃圾中捡回来的变质的食物，怕不是食物中毒？抑或是心脏病突发？这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个悲惨事实是：一位老人就这样独自死在这座垃圾山上。我报了警，警察例行公事，最后老人的遗体直接送去了距离现场不到一公里的火化场。一个人最终就这样在一群陌生人眼前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早报：拍摄这些垃圾场，有没有遭到过危险的阻挠？
王久良：几乎所有的垃圾场都有人员控制，进入拍摄几乎不太可能！虽然我在前期的资料收集过程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有所了解，但无法进入拍摄这着实令我苦恼。无奈之下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要么从外围观察，要么瞅准时机进入，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
“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我有很多次被垃圾场的主人逮个正着，其中不乏惊险之处，不过无非是驱逐、威胁、提刀、放狗之类。我无意与任何人发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耐心地解释，大不了屈服示软，废掉在这里所拍摄的所有图片了事。不过这也让我明白，关于垃圾，不单单是一个污染的问题，很多时候，更是一项牟取利益的产业。
早报：为什么选择宽幅画面来表现垃圾场？你觉得你的作品是艺术创作吗？垃圾在你的照片中并不显得那么令人作呕，甚至在晨曦中带着点宁静。
王久良：我曾经说过“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现实的思考要比艺术问题紧迫得多，能不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对于艺术的讨论，而多一些对现实的关注。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此放弃艺术，毕竟我们已然使用了艺术这个话语载体，也就是使用了艺术这项工具。但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讨论，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永远要比使用了什么工具重要得多。
每到达一个垃圾场，我第一要做的并非就是架起机器拍摄，而是冷静地观察这个垃圾场同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也恰恰是我这组作品的整体的表现重点。我无意去展现这个垃圾场内部的局部细节以及其中的戏剧化冲突，在尽可能展现这个垃圾场全貌的同时，我更关心的是连同这个垃圾场一并存在的其他事物。所以当我站在垃圾场里时，我更多的是在向外观看，或者离开垃圾场站在更高远之处，冷静地审视目力所及范围内与这垃圾场并置的所有事物，土地、空气、水流、动物、庄稼、村庄、高楼等等等等，我在试图寻找这些事物因为垃圾场的存在而具有的另外的意义。
我不喜欢广角镜头，在我看来广角是对现实世界的曲解。我直接采取了几张照片直观化的机械的拼接呈现全景，拒绝数字技术的参与。照片上故意留有瑕疵，是我对真实性的尊重，以最有效最简便的方式传播。我不想观众去关注细节，而强调对大环境的审视。
早报：你后来的《城边》系列中照片已经有人物进入画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王久良：垃圾是一项城市边缘产业，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链。北京周边有追逐垃圾而来的14万拾荒者，经过这一二十年的衍变，形成了一些地域产业，在北京搞垃圾的人是四川、安徽、河南人，80%以上是四川人。
北京城边有条永定河的河床，其中有丰富的砂石资源。整个北京快速扩张，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砂石建材，就依着这条河床挖了方圆2平方公里，深二三十米的大坑，填以拆迁带来的建筑垃圾为主的城市废料，还有部分生活垃圾、工厂废料，以及粪便。那儿几乎埋葬着大半个京城，北京的西半区都填进去了。在那里生活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在垃圾堆里出生的，他们的天地就是一个垃圾场。整个控制垃圾场的有三个大老板，他们以每年上千万元的价钱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此地，分为若干小份转租给二老板，以此类推，直到第五轮老板，以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分租给下面的拾荒工，层层盘剥之后拾荒工再分拣，与老板三七分成，老板拿七。
拾荒工是一群真正的物质主义者，他们用磁铁在垃圾堆上探测，吸住的每一个钉子每一粒铁屑都会拾回来。
我在照片中不想过分满足观看群体的窥探欲望，靠观看和观赏别人的苦痛满足自己，感官的刺激只是一瞬间，图片的呈现是一种思考的桥梁和线索，我想发现那些被拍摄人群中他们有、而我没有的东西，让观众能走进画面去，也能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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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沙河镇沙河水库西岸（40°07′46″N 116°17′45″E） 整个垃圾场占地1300多亩，2002年底开始倾倒垃圾与大粪，至今，积存的垃圾总量已无法推算。 |
我们如何才能够面对辽阔大地上无尽的垃圾？
2008年10月开始拍摄的“垃圾围城”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每张照片上面，摄影师王久良都用经纬度精确地标明了这些垃圾场在地球上的定位，它们围绕着北京城而建，它们是这个城市呼吸代谢产生的废物。
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王久良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节上获得了金奖，也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他得到却又拒绝了进入公共媒体单位的机会，保持着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同时也保持着镜头的独立性和批判的力度。“由于连州摄影展，也由于后续的媒体参与，相关部门看到了我的作品，他们脸上挂不住的时候问题就得以解决，来自中央的压力和民间的压力让主管部门一些垃圾处理的政策密集出台，很多垃圾场或者封掉，或者撤走，甚至在原地还办了世界园林博览会，但是垃圾问题的本质没有彻底解决。”在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现代景观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垃圾的累积，奇观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衡量一个摄影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它究竟对现实改变了多少。这才是真正摄影力量的体现。”王久良说。
早报：第一次拍摄《垃圾围城》，你直面垃圾场时，有什么感受？
王久良：尽管此前遇到过许多垃圾场，但那时候大多是掩鼻而过。当我确定要考察整个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状况时，进入垃圾场内部，成了很自然的事，也就是心存了主观愿望。尽管如此，第一次进入垃圾场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那种混合着甲烷、硫化氢、氮氧化合物的刺鼻的气味令我头晕目眩，脚下分明的那种黏滑酸软的感觉让你的身体有一种莫名的危险感。当你身处垃圾场之中再向外看周围的一切，那所谓的秀美的风景，那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高楼大厦，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早报：在最初的那几组照片中，并没有专注于人物的出现，但是你的图片说明中说有一个老人曾经居住在垃圾场边上的小屋里。
王久良：那是在通州区永顺镇一座巨大的垃圾山上，因为那里都是筛分过的陈腐垃圾，所以平时并没有多少拾荒者的身影，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腐败和荒凉。也许正因为这里的荒凉，当我第一次看见那所“精致”的小院子时倍觉浓郁的烟火气息。院子是从垃圾山上开辟出来的，依垃圾山而建。从垃圾场上捡回来的大大小小的砖头砌成的院墙将肮脏的垃圾隔在院外，而院内，则“一尘不染”。我见过很多拾荒者在垃圾场上建造的房子，那简单的构造说明那里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居所，但这里不同，这里倾注了主人太多的心血，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着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家。但这也同时令人无比好奇——这是怎样的人家？但这次我并没有遇见主人。
第二次去依然未见。但是从院墙上新鲜的烟熏的痕迹以及墙头上多出来的食物让我判定这里的人依然在。
第三次去，见着人了，五六十岁的一位老人，身体还算健康，行动麻利。我问老人家和谁住在这里，他回答：“你看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我又问老家何方，答曰：“西山”，再具体的就不愿多说了。我没多问，更没有拍摄，我知道这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
第四次，多备了几盒烟，直奔那个院子，但是没见着人，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我于是站到高处先拍这院落的全景，但我透过取景器分明感觉到有一个人躺在离院落不远处，并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慌忙定睛看时，那老人的确是躺在那里了，我也瞬间意识到老人肯定死去了，要知道，那天是2008年12月15日，大冬天。我慌忙下去但又不敢靠近，颤声喊了几次，没有任何回应，那我也就越发不敢靠近。我只记得那时感觉整个世界都明晃晃地刺眼，整个世界宁静地让我只听见嗡嗡的耳鸣。最后我还是壮着胆子，在尽量不破坏现场的前提下走到近前，最终确认老人的确离世了。没有外伤，周边也没有打斗或者挣扎的痕迹，老人嘴角的白沫痕迹让我立即联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所吃的那些从垃圾中捡回来的变质的食物，怕不是食物中毒？抑或是心脏病突发？这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个悲惨事实是：一位老人就这样独自死在这座垃圾山上。我报了警，警察例行公事，最后老人的遗体直接送去了距离现场不到一公里的火化场。一个人最终就这样在一群陌生人眼前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早报：拍摄这些垃圾场，有没有遭到过危险的阻挠？
王久良：几乎所有的垃圾场都有人员控制，进入拍摄几乎不太可能！虽然我在前期的资料收集过程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有所了解，但无法进入拍摄这着实令我苦恼。无奈之下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要么从外围观察，要么瞅准时机进入，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
“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我有很多次被垃圾场的主人逮个正着，其中不乏惊险之处，不过无非是驱逐、威胁、提刀、放狗之类。我无意与任何人发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耐心地解释，大不了屈服示软，废掉在这里所拍摄的所有图片了事。不过这也让我明白，关于垃圾，不单单是一个污染的问题，很多时候，更是一项牟取利益的产业。
早报：为什么选择宽幅画面来表现垃圾场？你觉得你的作品是艺术创作吗？垃圾在你的照片中并不显得那么令人作呕，甚至在晨曦中带着点宁静。
王久良：我曾经说过“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现实的思考要比艺术问题紧迫得多，能不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对于艺术的讨论，而多一些对现实的关注。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此放弃艺术，毕竟我们已然使用了艺术这个话语载体，也就是使用了艺术这项工具。但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讨论，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永远要比使用了什么工具重要得多。
每到达一个垃圾场，我第一要做的并非就是架起机器拍摄，而是冷静地观察这个垃圾场同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也恰恰是我这组作品的整体的表现重点。我无意去展现这个垃圾场内部的局部细节以及其中的戏剧化冲突，在尽可能展现这个垃圾场全貌的同时，我更关心的是连同这个垃圾场一并存在的其他事物。所以当我站在垃圾场里时，我更多的是在向外观看，或者离开垃圾场站在更高远之处，冷静地审视目力所及范围内与这垃圾场并置的所有事物，土地、空气、水流、动物、庄稼、村庄、高楼等等等等，我在试图寻找这些事物因为垃圾场的存在而具有的另外的意义。
我不喜欢广角镜头，在我看来广角是对现实世界的曲解。我直接采取了几张照片直观化的机械的拼接呈现全景，拒绝数字技术的参与。照片上故意留有瑕疵，是我对真实性的尊重，以最有效最简便的方式传播。我不想观众去关注细节，而强调对大环境的审视。
早报：你后来的《城边》系列中照片已经有人物进入画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王久良：垃圾是一项城市边缘产业，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链。北京周边有追逐垃圾而来的14万拾荒者，经过这一二十年的衍变，形成了一些地域产业，在北京搞垃圾的人是四川、安徽、河南人，80%以上是四川人。
北京城边有条永定河的河床，其中有丰富的砂石资源。整个北京快速扩张，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砂石建材，就依着这条河床挖了方圆2平方公里，深二三十米的大坑，填以拆迁带来的建筑垃圾为主的城市废料，还有部分生活垃圾、工厂废料，以及粪便。那儿几乎埋葬着大半个京城，北京的西半区都填进去了。在那里生活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在垃圾堆里出生的，他们的天地就是一个垃圾场。整个控制垃圾场的有三个大老板，他们以每年上千万元的价钱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此地，分为若干小份转租给二老板，以此类推，直到第五轮老板，以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分租给下面的拾荒工，层层盘剥之后拾荒工再分拣，与老板三七分成，老板拿七。
拾荒工是一群真正的物质主义者，他们用磁铁在垃圾堆上探测，吸住的每一个钉子每一粒铁屑都会拾回来。
我在照片中不想过分满足观看群体的窥探欲望，靠观看和观赏别人的苦痛满足自己，感官的刺激只是一瞬间，图片的呈现是一种思考的桥梁和线索，我想发现那些被拍摄人群中他们有、而我没有的东西，让观众能走进画面去，也能走出来。
拾荒者在这里更适合的名字是“拾荒工”，拣垃圾已经成为一种城市边缘产业。
我们如何才能够面对辽阔大地上无尽的垃圾？
2008年10月开始拍摄的“垃圾围城”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每张照片上面，摄影师王久良都用经纬度精确地标明了这些垃圾场在地球上的定位，它们围绕着北京城而建，它们是这个城市呼吸代谢产生的废物。
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王久良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节上获得了金奖，也因为“垃圾围城”的主题，他得到却又拒绝了进入公共媒体单位的机会，保持着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同时也保持着镜头的独立性和批判的力度。“由于连州摄影展，也由于后续的媒体参与，相关部门看到了我的作品，他们脸上挂不住的时候问题就得以解决，来自中央的压力和民间的压力让主管部门一些垃圾处理的政策密集出台，很多垃圾场或者封掉，或者撤走，甚至在原地还办了世界园林博览会，但是垃圾问题的本质没有彻底解决。”在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现代景观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垃圾的累积，奇观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衡量一个摄影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它究竟对现实改变了多少。这才是真正摄影力量的体现。”王久良说。
早报：第一次拍摄《垃圾围城》，你直面垃圾场时，有什么感受？
王久良：尽管此前遇到过许多垃圾场，但那时候大多是掩鼻而过。当我确定要考察整个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状况时，进入垃圾场内部，成了很自然的事，也就是心存了主观愿望。尽管如此，第一次进入垃圾场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那种混合着甲烷、硫化氢、氮氧化合物的刺鼻的气味令我头晕目眩，脚下分明的那种黏滑酸软的感觉让你的身体有一种莫名的危险感。当你身处垃圾场之中再向外看周围的一切，那所谓的秀美的风景，那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高楼大厦，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早报：在最初的那几组照片中，并没有专注于人物的出现，但是你的图片说明中说有一个老人曾经居住在垃圾场边上的小屋里。
王久良：那是在通州区永顺镇一座巨大的垃圾山上，因为那里都是筛分过的陈腐垃圾，所以平时并没有多少拾荒者的身影，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腐败和荒凉。也许正因为这里的荒凉，当我第一次看见那所“精致”的小院子时倍觉浓郁的烟火气息。院子是从垃圾山上开辟出来的，依垃圾山而建。从垃圾场上捡回来的大大小小的砖头砌成的院墙将肮脏的垃圾隔在院外，而院内，则“一尘不染”。我见过很多拾荒者在垃圾场上建造的房子，那简单的构造说明那里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居所，但这里不同，这里倾注了主人太多的心血，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着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家。但这也同时令人无比好奇——这是怎样的人家？但这次我并没有遇见主人。
第二次去依然未见。但是从院墙上新鲜的烟熏的痕迹以及墙头上多出来的食物让我判定这里的人依然在。
第三次去，见着人了，五六十岁的一位老人，身体还算健康，行动麻利。我问老人家和谁住在这里，他回答：“你看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我又问老家何方，答曰：“西山”，再具体的就不愿多说了。我没多问，更没有拍摄，我知道这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
第四次，多备了几盒烟，直奔那个院子，但是没见着人，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我于是站到高处先拍这院落的全景，但我透过取景器分明感觉到有一个人躺在离院落不远处，并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慌忙定睛看时，那老人的确是躺在那里了，我也瞬间意识到老人肯定死去了，要知道，那天是2008年12月15日，大冬天。我慌忙下去但又不敢靠近，颤声喊了几次，没有任何回应，那我也就越发不敢靠近。我只记得那时感觉整个世界都明晃晃地刺眼，整个世界宁静地让我只听见嗡嗡的耳鸣。最后我还是壮着胆子，在尽量不破坏现场的前提下走到近前，最终确认老人的确离世了。没有外伤，周边也没有打斗或者挣扎的痕迹，老人嘴角的白沫痕迹让我立即联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所吃的那些从垃圾中捡回来的变质的食物，怕不是食物中毒？抑或是心脏病突发？这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个悲惨事实是：一位老人就这样独自死在这座垃圾山上。我报了警，警察例行公事，最后老人的遗体直接送去了距离现场不到一公里的火化场。一个人最终就这样在一群陌生人眼前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早报：拍摄这些垃圾场，有没有遭到过危险的阻挠？
王久良：几乎所有的垃圾场都有人员控制，进入拍摄几乎不太可能！虽然我在前期的资料收集过程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有所了解，但无法进入拍摄这着实令我苦恼。无奈之下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要么从外围观察，要么瞅准时机进入，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
“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我有很多次被垃圾场的主人逮个正着，其中不乏惊险之处，不过无非是驱逐、威胁、提刀、放狗之类。我无意与任何人发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耐心地解释，大不了屈服示软，废掉在这里所拍摄的所有图片了事。不过这也让我明白，关于垃圾，不单单是一个污染的问题，很多时候，更是一项牟取利益的产业。
早报：为什么选择宽幅画面来表现垃圾场？你觉得你的作品是艺术创作吗？垃圾在你的照片中并不显得那么令人作呕，甚至在晨曦中带着点宁静。
王久良：我曾经说过“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现实的思考要比艺术问题紧迫得多，能不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对于艺术的讨论，而多一些对现实的关注。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此放弃艺术，毕竟我们已然使用了艺术这个话语载体，也就是使用了艺术这项工具。但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讨论，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永远要比使用了什么工具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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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独自死在这座垃圾山上。老人的院子是从垃圾山上开辟出来的，依垃圾山而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