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摄影节我的作品展－－遗忘２

王坤

    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充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

   

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人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１９９８年第６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赞》一文中发现的。

   

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的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说：“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生还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说**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王坤

**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吗？当然不是。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文革”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同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１９６６年９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１９６８年８月３日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２日投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日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３日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跳楼自杀”）、小说《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１９６７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多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

 

   

 

王坤

 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

 

    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多得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１９１６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１９２３年。

    叶赛宁，１９２５年。

    芥川龙之介，１９２７年。

    马雅可夫斯基，１９３０年。

    茨威格，１９４２年。

    法捷耶夫，１９５６年。

    海明威，１９６１年。

    三岛由纪夫，１９７０年。

    川端康成，１９７２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家，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编辑：泡菜草堂博客http://www.epaocai.com/blog/其中，在与**“文革”十年相同的时间段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该是以一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否则，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王坤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接受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波、徐肖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昆被‘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２４６页）

 

    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的？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冤案，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７６人（“四人帮”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领导层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连听这个**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为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的，是杨尚昆的直接部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理时写错了？编辑：泡菜草堂博客http://www.epaocai.com/blog/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

 

    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吸取。

 

    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归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子”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代在新**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妥。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５０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利”，但这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利”与“义”（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须知，那些运动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那些充当“革命动力”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象”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何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是由属于“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云蔽日”，显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巴金还总结说，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精神奴隶”。这对于许多**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小人”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

 

    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我主沉浮

我也在网上找到一些和田老师作品有关系的文字 分享一下

沸沸扬扬的传闻-----

“因为房产开发，**唯一的红卫兵墓要被拆了。”近段时间，这条消息从网上到现实，被传得沸沸扬扬。墓地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404个死者，378个“8．15”成员，与其他墓地不同的是，随葬的还有他们的武器——头盔、钢钎、大刀；伫立墓园，记者不由得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文革博物馆……

    从沙坪公园后门向西．沿一条石板小路拾级而上，路的尽头是一个用青砖围墙围着的园子。园中矗立着113座墓碑。经过长年风化，墓碑边缘的棱角已经模糊，一些墓碑已经被青苔爬满。资料显示，这个园子曾埋葬过周恩来总理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等13位原****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1958年，国务院将“八办”烈士和邓母、周父等人的遗骨移葬到红岩村。文革武斗开始后，这里成为埋葬武斗死亡人的地方。

 

我主沉浮

 哎牺牲-----“**目前就这一处，其他都被破坏了。”81岁的廖济科(音)老人对记者说，“这里埋的，基本上是当年武斗时死的人，都是属于‘8·15’派系的。”廖大爷来到一块墓碑前，把手轻轻按在碑身，嘴里喃喃地念着碑身上的两句碑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碑上镌刻的文字已经不大清晰。除了两句碑文，只能依稀辨认出“8．15战斗团2007团”的字样。碑的下端刻着一串模糊不清的姓名。廖大爷说．“武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团的。这碑上刻的好几个人，生前我都见过。”

    根据官方统计，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在重庆，“反到底”和“8·15”两个红卫兵组织共发生武斗31起，死亡645人，其中“8．15”组织有404人埋葬在沙坪公园的这个墓群里。“那时候。我才43岁，住在沙坪坝，”廖大爷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和年轻人一起去‘打仗’。到后来，他们动了枪炮，我就再不敢去了。要不然，我可能就埋在这里了。”

我主沉浮

以大地为址的博物馆------该墓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墓群里并不光是埋葬着“8·15”组织的死者，还埋葬了一些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的无辜群众．。修建这个墓群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还不到10岁。

    墓园修好后，还竟然出现过“盗墓者”。这位管理人员回忆，那是在二十多年前，墓群里有一座墓被一群小孩子挖开了。这群小孩子听说墓群里埋着武斗中用过的枪支，好奇地想挖开看看。那块墓碑都被人移走了，墓基也被撬开，地面上有几个生了锈的钢盔，还有钢钎，然后就是一根根白骨。这位管理人员说，没事的时候，他喜欢默读碑上的碑文和悼词。随着墓碑逐渐风化，这些碑文和悼词都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这位管理员回忆，曾有一个香港开发商打算在墓园附近修住宅，想拆除这片墓地。计划报批的时候没有通过，墓群才得以保存。至于最近是不是又有地产开发涉及到这里，他表示，没有听说。

    “这段历史，后人不应该忘记，”他说，“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平时很难看到；读一读碑文和悼词，也能大概感受一下那段岁月里的动荡。”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片墓地最终会进入那个以大地为址的博物馆，因为，它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

文摘周报 2005年12月23日 星期五 第100期

(据《时代信报》朱彦／文)

建设厂武斗死者墓简介

我主沉浮

建设厂，文革前全称为“国营重庆建设机床厂”，现名为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属兵器工业部北方工业（集团）公司，建设雅马哈摩托车为该厂目前主要产品。

建设厂的前身为晚清著名洋务派人士张之洞1889年创办于武汉的 “汉阳兵工厂”，历史上曾以生产“汉阳造”和“中正式”步枪等轻武器而名满**。该厂于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前迁至重庆，为**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生产了大批武器装备。建国后仍是我国制式轻武器的重要生产厂家。20世纪60年代主要产品为：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全自动步枪（AK—47的**仿造版）、145双联机炮、145四联机炮。建设厂因此成为武斗期间重庆对立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

1967年2月，重庆造反派夺了权，随即成立了“重庆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负责行使重庆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于对“革联会”看法的分歧，造反派内部分裂成“保派”（815派的前身）和“砸派”（反到底派的前身）。

我主沉浮

1967年3月中旬，“革联会”及驻军开展“镇反运动”，将“砸派”的主要组织负责人黄廉、周荣（西师831的主要负责人）等逮捕入狱，许多持“砸派”观点的基层造反组织被“保派”取缔或者勒令开门整风。3月底“镇反运动”遭到****公开否定，“砸派”主要负责人被释放出狱，被取缔的组织也恢复活动。此时，重庆两大派造反组织已势成水火，砸派与驻军的矛盾也变得无法调和，围绕“革联会”的合法性，对立双方开展了殊死而激烈斗争。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和重钢地区大辩论中，演化为砸宣传车、广播器材和动用拳头武斗事件。

1967年5月16日，《****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中发（67）59号文，重庆俗称“红五条”）下发，文件未肯定“革联会”的合法性，抽象的肯定了驻军“三支两军”的成绩，具体的否定了3月镇反。但文件又明确由驻军牵头，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由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组织代表构成，将重庆实质上置于军管之中。此文件下发后，两派的矛盾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大幅度激化。一周后5月23日，两派组织在大坪地区使用锄把、石块、弹弓和三角刮刀武斗，石油校学生邹茂林在武斗中受伤被俘，5月24日被证实死亡（祥见《815烽火》1967年6月4日第三版）。这是重庆武斗第一次有人员死亡报道。

我主沉浮

1967年6月5日至8日，对立双方组织数千人，动用钢钎、弹弓、大刀、匕首等武器，在北碚地区开展大规模武斗，数百人受伤。

1967年7月7日，815派对位于嘉陵江桥头反到底派“二轻兵团”的据点进攻，“二轻兵团”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射死重庆六中“32111”战斗团的陈乐洲和重庆“二、七兵团”的李叶明。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为武斗在**大规模的升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三天后，即1967年7月25日，重庆8·15派为打通从沙坪坝到市中区的交通枢纽，调集大批人马，使用重机枪、全自动步枪、手榴弹等军用武器进攻对立的反到底派——重庆工业学校“红岩兵团”，攻占了工业学校，从而控制了重庆化龙桥地区。战斗中死亡十余人，受伤数百人。此役公然大规模地使用军用武器，重庆武斗就这样不可逆转地、迅速地完成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发展的过渡。此后，对立两大派的斗争焦点由争夺学校控制权转化为争夺兵工厂控制权，建设厂则理所当然的成为双方争夺的“重中之重”。

1967年7月28日至8月20日，对立双方围绕建设厂的控制权展开激烈而殊死的搏斗。战斗中，有案可查的死亡人数在二百人以上，精确死亡人数至今仍是历史之迷。

在沙坪公园墓地中，凡1967年8月初至8月20日的死者，相当数量就是重庆8·15派在这场战斗中的冤魂。战后，重庆反到底派也曾在建设厂清水池建有一个阵亡者公墓，可惜该墓早被推毁，未留下任何地表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