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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者: 濑户  发表于 2012-4-23 17:46 分类：摄影展览 查看: 1600 

  摘要: 步履维艰的中国实验电影 当人们论及实验电影的时候，它经常被形容为“先锋的”，而早前人们也用“地下的”这样模糊而泛泛的定义来试图概括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电影。但如今，实验电影不用再搞地下形式了，世界上几乎 ...

步履维艰的中国实验电影 
    当人们论及实验电影的时候，它经常被形容为“先锋的”，而早前人们也用“地下的”这样模糊而泛泛的定义来试图概括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电影。但如今，实验电影不用再搞地下形式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的国际电影节都已经将实验电影囊括其中，在几乎所有的SOHO和CHELASE的画廊里都会有实验电影的展出。实验电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们再也不会被称为“业余电影（amateur film）”了，无论在哪，实验电影艺术家都成了先锋、独立、特别的代名词。实验电影也成了当代艺术的一只生力军。
    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摄影节之一的草场地摄影季当然不会忘记实验电影，实验电影的推广将作为一个重要的项目穿插入此次摄影季。北京東城工作室 Beijing DC Studio甚至特别推出了为草场地摄影季量身定制的《北京实验电影》特别计划。这是不是可以被认为，实验电影在中国终于被开始重视起来了呢？
    中国实验电影的发展一直都显得步履艰难，中国远没有形成自己的“实验电影界”，真正关注实验电影的往往还是一些当代艺术家或是艺术院校的学生。有学者甚至认为，实验电影是中国电影的“缺失单元”。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实验电影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体系的时候，我们还在艰难地寻找同行者，实验电影还是一个尚未受精的卵子。
  
    中国最早的实验电影摄影人之一丁昕的作品
    实验电影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大致断代如下： 
    史前时期：到1989年为止，是中国实验电影的史前时期。这一时期亦有一根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线索，可以窥见一鳞半爪的电影实验之影子。例如1949年前上海民族电影尾声时期，费穆的作者电影最早隐约显露了个人实验的面目；1960年代的红色经典时期，江青样板戏的电影语言和样式实验；1979年后少数官方剧情片中实验片段的挪用，如《苦恼人的笑》中的超现实主义倾向，《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中的实验性镜头。
    蒙昧时期：1989年至1996年，以纪录片《我毕业了》为开始，以杭州“现象·影像”活动为句号。新纪录片运动中的一个侧面，就是对形式的突破，和对影像语言的多种尝试；录象艺术则在1990年代早期进入中国，少数当代艺术家开始使用影像这一形式进行艺术创作。这两者均缺乏纯粹性：前者只将其作为记录电影的一种风格上的个人化记印，后者则缺乏电影语言基础和相关素养，也难以摆脱影像和装置的关联，几乎没有单屏幕的作品。 
    发轫时期：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也是DV运动的兴起时期，以杨福东摄制《陌生天堂》为始，以实践社发起的“首届独立映像节”为终。杨福东的《陌生天堂》在气质上传承了《小城之春》，但在美学语言上，杨具备了更多的先锋实验色彩。如果说《陌生天堂》还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电影因素，那么，杨的短片《后房——嘿，天亮了！》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实验电影最早的代表作之一。2001年的“首届独立映像节”在中国第一次把“实验电影”的概念和“剧情电影”、“纪录电影”区别开来，设置了专门的竞赛单元。 
    前青春期：2002年至今，这一时期也是DV运动在经历其第一个乌托邦时期后，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语言解析期。以周弘湘完成《红旗飘》开始，历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中的实验短片单元构成了主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艺术家周弘湘完成于2003年的实验长片《红旗飘》，这部七十多分钟的长片也许是中国最早参加国外电影节（威尼斯）的实验电影，也可以看做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第一部实验电影长片。
    可是，不得不说的是由于门槛很低，国内的实验电影领域出现了很多滥竽充数的所谓实验电影，与其说是实验电影，不如说是一些拍摄低劣的记录片。时至今日，中国的实验电影需要的是认真的尝试和摸索，我们可以模仿外国的模式：镜头的摆位，画面的处理，声音的混录……但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的镜头下要表达的是什么？在实验电影的道路上，我们不是走得太近，而是走得太远了。
    就像曹恺在他的《童贞时代的中国实验电影》里所说的，“缺乏实验室传统，缺乏个人影像的存在；缺乏院校体系的支撑；因此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电影。” 
    迄今，中国实验电影的发展着实步履维艰，愿新生代的电影人热爱并催生它的发展！也愿《北京实验电影》特别计划顺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