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者: U2-2  发表于 2011-4-7 14:18 分类：新闻纪实 查看: 5313 

  摘要: ● 杨延康的过去和现在 周：您能讲一下成长的家庭和那时的生活吗？ 杨：我出生于54年12月13号贵州安顺，祖籍山东。童年记忆非常简单，家里有五兄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是老四，他们叫我四丫。妈妈是医 ...

●       杨延康的过去和现在 

周：您能讲一下成长的家庭和那时的生活吗？ 


杨：我出生于54年12月13号贵州安顺，祖籍山东。童年记忆非常简单，家里有五兄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是老四，他们叫我四丫。妈妈是医生，爸爸是中国旧军官，他18岁就离开家乡山东，先是到了贵州，又到了云南、缅甸，印度，一路跟着打仗。当时我喜欢唱歌、跳舞，但考学、当兵都受到了成份上的阻碍，好多国营单位也进不去，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16岁时就去一个边远的工厂当了一年多的民工，挖土盖房子；17岁进了一个贵州的织袜厂，在那里一直做到30岁。然后到了深圳，开始在南头一家酒家做馒头的面点师傅，后来遇到贵州老乡李媚大姐，也是我的导师，她当时是《现代摄影》杂志的主编，现在改成《焦点》杂志了，这是后来的事了。 

周：可以说，正是因为遇见李媚这个转折点改变了你的人生。 


杨：差不多，李媚大姐到我在的酒家吃饭，因为都是老乡，我当时就跟她说很喜欢摄影，然后把以前在贵州拍的片子拿给她看，这些照片在贵州曾参加过当地的一些小展览。她当时看了就笑掉牙了，片子太幼稚，不过她们编辑部正好缺一个搞发行的，就叫我去了，负责发书，收款，这也是我接触摄影的一个契机。 


《现代摄影》是一个专业的摄影杂志，每个月来很多刊物和稿件，我有了看和学习的机会。李媚大姐也有意训练我，借相机给我，叫我去拍一些片子回来，她当时对我说摄影分两类，一种是主题摄影，一种是形式加主题。她叫我从形式上进入，就是周末叫我去哪儿拍一组，搞清楚点、线、面的关系，然后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拍，她给我指出哪些照片有点的关系，有面的关系，从这里进入，慢慢地关注，掌握基础知识，后来就得心应手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生都忘不了的，是我的导师也是恩师。 

周：在深圳开工作室的目的是什么？ 


杨：离开现代摄影后，刚开始在图片社，全国很多朋友都给了我帮助，介绍一些印刷设计之类的活给我做，挣了点钱买了一台相机，后来印刷不好做了，就开了一个写真工作室。以拍商业广告为主，但是商业摄影我接触得不多，基本上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杨京波在做，通过我们的努力也能养活自己，赚一些创作的经费。 


我现在虽然是深圳人，但深圳是自己养自己，它不相信眼泪，在这里我缺乏感动，有压力，有竞争，包括利益的诱惑，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逃避，去流浪，去漂泊，哪里有感动的地方就去哪里，去寻找自己的梦。所以，工作室只能作为一个生活的保障吧。 

周：虽然你的家搬到深圳来了，但你热爱的地方却在别处。 


杨：我84年到深圳，到现在已经21年，跟着深圳一起成长，见证了深圳这么多年的变化。广州有一个叫安哥的摄影师，他跟我说，你是深圳人，深圳这么多东西好拍，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陕西去呢。当时我不服气，什么叫陕西的，深圳的，其实影像的东西是没有范围的，我喜欢那土地那山那水那人，为什么不能拍他们呢，后来一想安哥老师说得也对，深圳好多东西可以见证。像我们工作室小杨，他一边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一边在拍深圳每天擦肩而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一种关注方式。其实人也挺怪的，骨子里就是有这种爱好，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拍，就是喜欢边流浪边拍摄，边跟老乡住在一起，喜欢这样的生活，推开门就可以看到黄土高坡，晚上枕在炕头可以听到黄河水哗啦啦地响，那种睡觉的感觉是你所想不到的美好，没办法。
 

●  有关陕西，有关天主教，有关信仰 

周：你是怎么开始拍陕西专题的？ 


杨：《现代摄影》有很多陕西作者，陕西是纪实摄影比较淳厚的地方，有很多老师和大哥都在倡导纪实摄影，以此作为一面旗帜。我当时是发行员，李媚大姐就给他们打电话，说小杨来到陕西了，你们好好照顾一下。于是我找到已经去世的候登科等老师，就在他们家住，跟他们一起拍照，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他们的感染，这是我拍陕西专题的开始。 

周：陕西乡村天主教这一专题策划了多久？ 


杨：那应该是87、88年吧，接触了一些神父，跟他们来往，慢慢建立了基础。后来就知道陕西有这些关于信仰、天主教的事情，当时还看了候登科老师的作品，受到很多启发。那个时候在宝鸡等地拍了一些，真正专心拍这个专题是92年，每年有空就去陕西，一年大概能拍三次到四次，一次大概是半个月或1个月，拍了近十年左右吧。 

周：拍天主教的目的是什么？ 


杨：也没什么目的，就是喜欢去关注这一状态下生存的人们，这些老乡他们战胜了贫穷，战胜困难，他们有信仰。我觉得有信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信仰还可以战胜很多自然因素问题，坚定自己的信念，我是搞摄影的，常常会因为这些信仰而感动，于是想把这种有关信仰的东西真实地纪录下来。 

周：这种创作需要深入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想法，您刚去时怎么跟他们处理好关系的呢？ 


杨：你问得很对，纪实摄影就是要跟他们一起生活，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拍到最真实的最感人的东西。我毕竟是一个深圳都市人，刚去陕西时，他们肯定不接纳我，然后我跟神父他们交成朋友，一起去陕北沙漠村庄，我跟他们一起住，睡一个大炕，唱唱歌，帮他们拍照片，就好像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混熟后，我再去，他们都说，大哥回来了，我就开始挑水，打枣，帮他们劳动，我要是去了哪里，拍了什么都会寄给他们看。还有一些在深圳工作的几个孩子，比如我们工作室的小张小明，还有几个印刷厂的，都是天主教徒的孩子，他们会让我帮忙介绍工作；逢年家里有困难，都会打电话给我；陕西有一个叫刘连标的，他拿了好多枣过来卖，有一次把枣装在麻袋里，放在拖拉机上，从黄河堆转弯时，人就摔下去了，醒来的第一天，就是找他婆姨，说赶快给深圳的杨延康打个电话，说说情况。他们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亲切。 

周：相信他们一定会感激你的。 


杨：应该是我感谢他们，因为生活中他们给了我创作的激情，使我有了灵感的源泉。其实人离开这个土地这些人，再伟大的大师，也是没法存活的，离开了土壤能长成大树吗，那是不可能的。我拍照其实是干扰了他们，他们贫穷也罢，富裕也罢，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本来很平静的生活被我打乱了。这些其实都是来自生活的感动，我只是用摄影的手段，纪录他们的生活，把这里的信息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信仰，他们实实在在的境况。我也不定期地给他们寄照片，收到后他们很高兴。寄不寄都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但关系到一个人的信义和责任，也关系到你是怀着急功近利的心情，还是一直记挂着他们。从他们身上，我能得到更多的悟性和修养，也能更好地去拍下一个专题。
 

●       关于下一个专题，关于又一个十年 

周：下个专题是拍西藏吗？ 


杨：是藏区，包括云南、西藏、青海。还是关于信仰，信仰是多元的嘛，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在拍天主教之前去过好多次西藏，比较迷恋那里，当时在拍天主教，就停下来了。等天主教告一段落时，觉得这种资源不拍太可惜，好多人都在误读西藏，大部分人都只是拍一些纯风光片，风景的确也美丽，但是西藏的那些信仰，活佛的生活，他们跟家里的关系，还有跟喇嘛的关系，他们保持的最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我觉得我想去做，想把它拍下来。 

周：打算拍多久？ 


杨：又一个十年吧。 

周：那您把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摄影，一直支撑您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杨：人一生的青春年华难道就是二十岁到四五十岁吗，哪怕你七、八十岁了，但你一直在关注某件东西，一直在工作，这也是青春年华啊，生命还是在延续。反正自己给自己订个目标吧，十年拍这个，十年拍那个，活到老拍到老。使我支持下去的还是信仰和精神，我觉得人有信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有了信仰，会战胜很多困难，克服很多欲望，带来很多勇气和感动。有时候会因为一首歌感动得泪流满面，会因为一件事情感动得五体投地。喜欢流浪，当一个藏族人或一个出家人，看到路边有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没有别的，但给了一碗藏嘛，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就想要用生命把摄影这件事情做好。 

周：漂泊万里，辗转于全国边远山区，执著地传达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这段影像旅途走得艰难吗？ 


杨：从身体上讲很艰难，但从心里讲，很愉快，特别是现在拍完了天主教。现在去陕西坐车也比较方便，去西藏比较远，又没有车，背着重重的行囊，跋山涉水的，身体也不像从前那样年轻了，肯定会比较吃力，但把这种外在的磨难当成是心理上的考验来做，得到了精神上的东西后，那种享受更加令我高兴。

周：长年不在家，是否忽略了家庭？ 


杨：是啊，所以不敢有家了，没有家啊。（笑）很多成功的摄影师都是有家的，只不过我喜欢这种生活，选择了到外面流浪的生活方式，也习惯了这样过。有家毕竟就有责任，有牵挂，这责任我可能负不起，就只能逃避，就去外面流浪，寻找一个大家，我在外面的兄弟姐妹多得是，常常都会感到很温馨和感动，这样也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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